洲际红眼航班总是那么折磨人，尤其是在你即将截稿的时候。
你拖着那只铝镁合金的登机箱，步履沉重地踏入飞机。
箱子里塞满了昂贵的相机，笨重的镜头和无数的采访笔记，装满了你这十年来做记者的疲惫。
你刚在现代艺术的首都结束了为其一个月关于先锋艺术衰落的报道之旅，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主编塞了这张飞往L市的机票，说是报流行文化口的记者突然生病了让你临时支援。
刚走入机舱，你就看到头等舱第一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在不满地向空姐抱怨这不是他预选的座位。
你能看到的空乘们此时都正围着他点头哈腰，试图平息这个看起来就很挑剔的客人的怒火。
你不想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们，于是低头去拖那只装满设备的行李箱，你已经拖着他们走遍了好多个国家，没有道理自己现在不能把它放进头顶的行李架上。
行李架的边缘就在你头顶上方几厘米，但你却低估了自己连续出差一个多月的身T有多疲惫。
你踮脚，牙关微微咬紧，箱子离那行李架还有一拳的距离，你正努力让自己颤抖的双臂再使一把力——
这时一双手出现了。
不是从旁边礼貌X地搭一把那种，是从你的正后方，几乎是将你整个人罩住的弧度，宽而稳地覆上了行李箱的两侧，也贴上了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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